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裴松之

裴松之(372年-451年),字世期,河东郡闻喜县(今山西省闻喜县)人,东晋、刘宋时期官员、史学家,为《三国志注》的作者,与其子裴骃、曾孙裴子野“史学三裴”之称。

裴松之出身世代公卿的士族河东裴氏,八岁熟知《论语》《毛诗》,初仕东晋,历任殿中将军、员外散骑侍郎、故鄣县令、尚书祠部郎、司州主簿、治中从事史、宋国世子洗马。刘宋代晋后,历任零陵内史、国子博士、冗从仆射、中书侍郎、司冀二州大中正,封西乡侯。元嘉十四年(427年),裴松之以南琅琊太守一职致仕,但又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,后又提升为太中大夫。

元嘉二十八年(451年),裴松之辞世,终年八十岁。

裴松之八岁时就通晓了《论语》《毛诗》。他博览古书,立身处世简朴。 

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(391年榜订希纸),20岁的裴松之担任殿中将军。 

晋安帝隆安二年(398年),裴松之的舅舅、豫州刺史庾楷联酷船腊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。兵败,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。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,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而未去。不久,军阀火并,庾楷死于桓玄之手。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。不久出任员外散骑侍郎。 

义熙初年(405年),裴松之作了吴兴故鄣县令,因为政绩显著,被调入京城作尚书祠部郎。  在任期间,他认为民间私立的碑铭多与事实不符,由此上书朝廷分析危害,朝廷赞同,于是禁止了这种行为。 

义熙十二年(416年),太尉刘裕(即后来的宋武帝)率军北伐,兼任司州刺史,让裴松之作了州主簿,后又调裴松之为治中从事史。攻克洛阳后,刘裕说:“裴松之是朝廷人才,不应该长久主持边务,现召他为世子洗马,与殷景仁相同,可派人去告诉他。”在商议建立五庙的时候,裴松之认为妃子臧氏的庙乐也应该与其他四庙相同。此后,裴松之被任命为零陵内史,随后又转任国子博士。 

宋文帝元嘉三年(426年),司徒徐羡之等人被诛杀,文乘拒归帝派遣特使,巡行天下,裴松之奉命出使湘州。  自湘州归来,他将所探询的吏政民情,归纳为二十四项条款上奏,议论者都称赞他。  不久,裴松之升任中书侍郎和司、冀两州的大中正。文帝叫他注解陈寿的《三国志》,裴松之把传记聚集在一起,增加了许多新奇的内容,完成后奉给文帝。文帝看后很高兴,说:“这是不朽之作啊。” 

后来裴松之出京任永嘉太守,他关爱百姓,使官民相处得颇为融洽。后又入补通直散骑常侍,仍兼任司、冀两州的大中正。不久又出任南琅琊太守。 

元嘉十四年(427年),裴松之辞官致仕,但却被朝廷任命为中散大夫,不久任国子博士,又提升为太中大夫,仍任国子博士,并接替何承天撰写国史,但他还没有来得及写,就在元嘉二十八年(451年)去世了,享年八十岁。 

义熙初年(405年),裴松之调任尚书祠部郎,掌管祭祀之事。东汉末年开始,去世者多作石室、石兽碑、铭等物,且奢靡之风颇盛。东晋承汉魏余弊,社会风气浮华奢靡,以夸富斗侈为尚,官僚地主之家私立碑铭的现象非常普遍,都以此夸耀自家功绩,每每标榜身世,高其门第,浮伪失实。裴松之对这种现象颇为不满,他上书朝廷,建议严加限制。在奏表中,他揭露了当时虚自标榜的浮夸风气,分析了私立碑铭的危害。他认为,碑铭之作是为明示后人,所以碑铭的内容必须与实际情况相称,才能够取信于后世。而现在弄虚作假,造成真假相蒙,使后人没有取信的标准,掩盖了历史的真相。他建议,经社会公议认可后,方可勒石立碑。此建议被采纳,从此一概禁绝私家立碑,对当时的不正之风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。 

陈寿著的《三国志》是一部很有分量的断代史,叙事精略,记事翔实,取舍材料十分严慎,但记载史实也有前后矛盾之处,全书只有“纪”和“传”,而无“志”与“表”。至南朝宋代,裴松之接到宋文帝的御旨,要他为《三国志》充实史实,也就是“注”。为《三国志》作“注”,裴松之除了访问遗址,考证三国一些事件发生的经过,听年长者之回忆;另纸胶巴一方面他对所记载的地名、人物、事件一一查书考证元立采。 

在《上〈三国志注〉表》里,裴松之把他的注文概括为补阙、备异、惩妄、论辩四类。前两类注文补充陈寿漏载之事、存录一事的不同说法,在裴注中占绝大多数,所以清人的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把这两类又细分为四项。后两类注文对显然的失误加以驳正、对史事或陈寿书加以评论,一般会冠以“臣松之案”或“臣松之以为”,虽然总体数量不多,但由于更能凸显裴松之的史学意识,很受学者重视。 

裴松之将补阙列为第一项,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。如照辩曹操推行屯田一事,陈寿仅在《武帝纪》和《任峻传》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。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,推行中有何艰辛,推行后有何成效,陈寿则未作评叙。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,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,在掌誉您坑墓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,裴松之显然高一筹。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,反映了蜀汉以“攻心为上”的和戎政策,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,陈寿一笔带过,而裴松之补充200多字,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。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,陈寿仅以23字记之。裴松之引何劭《王弼传》补其生平与学说,引孙盛《魏氏春秋》反映时人的评断,引《博物志》介绍家世,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。马钧其人其事,在《方技传》中了无涉及。裴松之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,有关指南车、翻车、连弩、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,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,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。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,如曹操的《明志令》《举贤无拘品行令》,曹丕的《与吴质书》,李密的《陈情表》等,亦由裴注得以传世。 

所谓备异与惩妄,是针对同说一事,而各书记载却各不相同的情况而言的。“并皆抄内、以备异闻(都抄录在内,以完备不同的见闻)”为备异,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“随违矫正(随时发现错误即更正)”工作,为惩妄。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。如刘备三顾茅一事,《诸葛亮传》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,但魏人鱼豢《魏略》和西晋司马彪《九州春秋》所记则不同,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。裴松之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,可为备异;又对其说加以辨析,引《出师表》所说“先帝不以臣卑鄙,猬自枉屈,三顾臣于草庐之中,咨臣以当世之事(先帝不因为我地位、身份低微,而委屈自己,三次到草庐中来拜访我,向我询问天下大事。)”一段,说明“不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”这一结论,可谓惩妄。这种备异,惩妄,往往以陈寿书作为对比对象,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。如在《魏书·文昭甄皇后传注》中,录有王沈《魏书》褒美甄后的记载,与陈寿书截然不同。裴松之依据《春秋》之义,认定《魏书》“崇饰虚文(修饰性的假文章)”,并说“推此而言,其称卞、甄诸后言行之善,皆难以实论(以此推论,他所说的卞、甄诸位皇后的言行,都不一定属实)”,从而断定“陈氏删落,良有以也(陈寿不收录这部分内容,确实是有理由的)”。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,亦作明确判断。如《吴书·楼玄传注》引虞博《江表传》所载楼玄自杀事,裴松之判断为“《江表传》所言,于理为长(《江表传》记载的更合理)”。《吴书·诸葛恪传注》引胡冲《吴历》所载,裴松之判断为“《吴历》为长(《吴历》记载的更合理)”。

这种评断,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。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,评史事者随处可见,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。评论史书,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。裴松之对《三国志》一书的评论,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,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,是较为全面的;对同期其他史书,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,概括来看,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、叙事描写两个方面。中国史书体例自《春秋》《史记》后,编年、纪传两体渐趋成熟,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,但其体式已较固定。裴松之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,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。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,专传、合传较好掌握,而类传如何划分,则颇不一致。裴松之主张取“事类相从(相似的事情合在一起)”的原则,肯定了司马迁首创“事类相从”的合理性,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,有失体例。如贾诩之俦,实属“算无遗略、经权达变”的奇士,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、郭嘉等人的类传中,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(荀彧、荀攸)之列,裴氏以之“失其类(没有区分类传)”,本质的异同,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。其次,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。如鱼豢《魏略·勇侠传》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,是依据“其人接魏,事义相类”的原则处理的。对此,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,那么,裴松之提出“事义相类”的原则,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。由实践升华为理论,再指实践,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。

在叙事描写上,强调通顺合理,反对“语之不通”。注意容貌状写,如对荀彧之外貌,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,特引《典略》《平原祢稀传》补充之,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,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,还体现了裴松之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,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,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。 

宋武帝刘裕:裴松之廊庙之才。 

《宋书》:博览坟籍,立身简素。 

唐代史学家刘知几:①次有好事之子,思广异闻,而才短力微,不能自达,庶凭骥尾,千里绝群,遂乃掇众史之异辞,补前书之所阙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。  ②少期集注《国志》,以广承祚所遗,而喜聚异同,不加刊定,恣其击难,坐长烦芜。观其书成表献,自此蜜蜂兼采,但甘苦不分,难以味同萍实者矣。 

南宋藏书家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·卷四》:松之在元嘉时承诏为之注,鸠集传记,增广异闻。大抵本书固率略,而注又繁芜。 

明代学者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·卷十三》:裴松之注《三国》也,刘孝标之注《世说》也,偏记杂谈,旁收博采,迨今借以传焉。非直有功二氏,亦大有造诸家乎 ! 若其综核精严,缴驳平允,允哉史之忠臣,古之益友也。 

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:①宋元嘉中,裴松之受诏为注,所注杂引诸书,亦时下己意。综其大致约有六端:一曰引诸家之论,以辨是非;一曰参诸书之说,以核讹异;一曰传所有之事,详其委曲;一曰传所无之事,补其阙佚;一曰传所有之人,详其生平;一曰传所无之人,附以同类。其中往往嗜奇爱博,颇伤芜杂。如《袁绍传》中之胡母班,本因为董卓使绍而见,乃注曰“班尝见太山府君及河伯,事在《搜神记》,语多不载”,斯已赘矣。《钟繇传》中乃引陆氏《异林》一条,载繇与鬼妇狎昵事; 《蒋济传》 中引《列异传》 一条,载济子死为泰山伍伯,迎孙阿为泰山令事; 此类凿空语怪,几十余处,悉与本事无关,而深于史法有碍,殊为瑕颓。  ②然网罗繁富,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,尚一一见其厓略。又多首尾完具,不似郦道元《水经注》、李善《文选注》皆剪裁割裂之文。故考证之家,取材不竭,转相引据者,反多於陈寿本书焉。 

清朝学者钱大昭《三国志辨疑》:①世期引据博洽,其才力实能会通诸书,别成畦町。②裴氏注摭罗缺佚,尤为功臣。 

清代史学家侯康《三国志补注续·自叙》:陈承祚《三国志》,世称良史,裴《注》尤博赡可观。 

晚清文史学家李慈铭:裴松之注博采异闻,而多所折衷,在诸史注中为最善,注家亦绝少此体。 

中国近现代历史学家缪钺:裴注搜采广博,多存异书,考证辨析,也相当精确。 

辈分

关系

姓名

简介

父祖

祖父

裴昧

官至光禄大夫。

父亲

裴珪

官至正员外郎。

母亲

庾氏

右将军庾楷之妹,出身颍川庾氏。

子孙

儿子

裴骃

官至南中郎外兵参军。

孙子

裴昭明

官至通直散骑常侍。

曾孙

裴子野

官至鸿胪寺卿、步兵校尉。

(以上参考资料) 

裴松之的著作,除了《三国志注》外,另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记载,还有《裴氏家传》四卷、《集注丧服经传》一卷、《裴松之集》十三卷。此外,《文苑英华》卷七五四,又讲他还写过《宋元嘉起居注》六十卷。 

生卒年争议

关于裴松之的生卒年存在争议:

自清代钱大昕著《疑年录》以来,多据《宋书·裴松之传》,定裴松之生于晋咸安二年(372年),卒于宋元嘉二十八年(451年)。《中国历史年表》(翦伯赞主编,中华书局·1961年)、《中国历史人物生卒年表》(吴海林、李延沛编,黑龙江人民出版社·1981年)、《辞源》等工具书都持此说。   

中国近现代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则据《建康实录》和《史通·正史篇》考定裴松之生于晋升平四年(360年),卒于宋元嘉十六年(439年)。 

复旦大学学生陈建梅则在硕士毕业论文《裴松之年谱》(2000年)中考定裴松之生于晋海西公太和五年(370年),卒于宋元嘉二十六年(449年)。 

《宋书·卷六十四·列传第二十四》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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